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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雇佣的人数，差不多也就是以前服役的人数，也就是本地的里数乘以10，当然土地清理完成以后，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微调。

    ——当然这部分的费用，地方在上缴税收的时候就可以扣下；此外，不许擅拿属下军民一饭一汤。

    同时规定，这些人的条件和招考方式——县丞、主簿这些属于吏，由吏部统一在落第的举人和太学生当中挑选；其他的皂隶——还在还是贱籍，但是等土地清理之后就要取消，统一为役，由上级部门统一招考、分拨使用，必须身家清白，没有劣迹前科，年龄合适，并执行本县任职回避，也就是清河县的人，绝不能再本地任职。

    这些人以后也要纳入监察部门纠治的范围，一旦发现问题，不仅本人要严惩，上司约束不严也要处分。

    ——土地清理时期允许百姓把作弊的胥吏绑到北京，但这毕竟是特殊时期特殊情况，太平时期，还是要通过正常的监督手段，哪怕这个手段不可能随时都有效。

    毕竟，稳定压倒一切。

    现在各级各部门就对照要求对各自范围内的人员进行清理造册，通过考核后优先录用；人数不够的，以后统一招考，当然肯定要等到土地清理以后了。

    这是一项很大的支出。知县俗称“百里侯”，按照平均每个县有百个里来计算，需要差不多1000人，再加上省、府各级相应的差役，预计财政直接供养的人员将直接多出近180万人！按照每人每年三十石米计算，每年将直接多出2800万石！也就是说超出此前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！

    但是没办法，既然已经提出来了，就必须要这样做，否则此前的口号就真的成了口号了。

    汪舜华在心里盘算了一下，不排除文臣想给自己下马威的嫌疑，但是本来这件事就是要做的，早做晚做都得做，她知道历史上的火耗归公，当然在机关呆了那么些年，自然知道一个县几个人是根本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的；虽然现在没有后代那么多事情，但也是不少的，更重要的是——皇权不下县，基层把持在地方士绅手里，说得好听叫乡贤，说得难听叫地头蛇，这是绝对不行的。他们有本事在地方一手遮天，对朝廷的政策搞选择执行，直接把负担转嫁给农民，激发民变，自己从中取事，甚至竖旗造反，美其名曰“为民请命”。

    所以要真正实现“全国一盘棋”，就得打通这最后的一公里。

    因此，汪舜华和内阁商量，同意了丘浚的奏请，考虑到现在朝野上下反对改革的声音很大，汪舜华语调铿锵：“把那些反对改革的派到地方做县令，如果他们不愿意清理也行，朝廷的衙役也别要了，自己养着——若是再问百姓摊派，督察院有一个拿一个，有两个拿一双！”

    汪太后这样爽快的同意，朝臣都很意外，毕竟这是一个大问题，从来没有人试图解决；当然能不能真正解决，是要打个大问号的，但是朝野上下都很高兴：都察院觉得这彻底堵死了各级官员贪赃枉法的借口——朝廷可是把该配的都给你配齐了；户部虽然肉疼银子，但是支出摆到台面上来了，账目也就清楚了；地方官更是大喜过望——贪腐分子当然不少，但是入不敷出铤而走险的也很多；甚至老百姓也很高兴——太后真是说话算话的，不用再去衙门服徭役了；以后除了田赋，再敢吃拿卡要，就可以举报了，以前县衙是不管的，现在敢不管，直接捆了送北京！

    ——当然，这些衙役说到底也是小人物，在本地根基深厚，到了临县未必能施展；甚至富翁大户有可能扮作良民，反咬官差一口。

    所以，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
    地方官限制了，京官也要限制。当然不仅仅是轿夫这样的小事，而是规范收入来源。以前官员俸禄低，来源的路子还是有的，一是卖点字画、写点墓志铭；二就是地方官的孝敬，三节两寿、某缺补差、冰敬、炭敬，都是官场的潜规则。汪舜华执政之初，就颁布了禁令，现在彻底废止了这些陈规陋习。当然作为补偿，同意夏六月和冬腊月各多给一个月的俸禄作为冰费和炭费。

    ——这当然不是汪舜华带来的蝴蝶效应。事实上，丘浚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，确实有超越时代的慧眼。在那部著名的《大学衍义补》里，他对财政问题尤其国家财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，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。

    虽然这些历史上是他在国子监十年写的，但这些年参加改革，又多次到地方办差，对国计民生反而有了更深的认识，拿出的方案也更适合当前的国情。

    汪舜华又加了一条——官员财产申报。不是要学诸葛亮吗？那就学到底！诸葛亮向后主汇报了自家的产业情况，你们是不是也要说清楚。不多，就写你名下的产业，主要是田宅土地情况。反正只有写着你的名字，才能享受免税的待遇。在朝的官员明年三月前完成申报，以后每届进士任职，就要开始申报。如果发现隐匿不报或者不